师资简介
王喜满，中共党员，法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双博士后，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辽宁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辽宁省监察官学院执行院长。历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特色反腐败研究中心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处级），兼任辽宁省委、省政府第七届决策咨询委员、辽宁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团中央讲师团讲师。主要研究纪检监察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16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子课题、国家级人才支持项目、省社科重大委托项目等60余项，获正国级及省部级以上批示10余篇，获省部级政府以上奖励8项，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青年拔尖人才、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辽宁省“百千万工程”百人层次人才、辽宁省思想政治教育青年杰出人才、沈阳市领军人才，获辽宁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优秀教师、辽宁省首届优秀研究生导师、辽宁省高校思政课名师等称号。
冀宝光，法学博士，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兼任辽宁大学中国特色反腐败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
李子昂，辽宁大学纪检监察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纪检监察学。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创立形成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要义构建起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清晰标定新时代党的建设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科学布局与保障路径。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实践价值与世界政党治理价值，为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键词：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建设；大党治理；全面从严治党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长期执政背景下，党的建设面临诸多全新考验，传统治党模式亟待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为新时代规范党内治理、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提供深厚理论支撑。
一、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逻辑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伟大理论的生成始终依托多重条件交融共生，时代环境、经典理论、历史文化与实践经验共同构成思想发育的完整支撑体系。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治理理论，既需要回应现实变局带来的全新治理命题，也要依托科学理论体系确立内在逻辑，同时吸收本土治理文明积淀、接续政党百年建设积累的实践经验。
（一）源于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嬗变的时代特征
习近平党建思想诞生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叠加的历史坐标之中，是对外部环境、国内发展、党内治理三重时代命题的系统回应，时代提出的全新考验、现实矛盾与发展要求构成其生成的现实土壤。
从世情维度看，“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地缘博弈、意识形态交锋持续加剧，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断冲击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不少长期执政政党陷入执政能力弱化、党群纽带断裂、权力监督失效的治理困局，暴露出西式政党制衡模式难以根治权力异化、派系撕裂的内在缺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历程也警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必须通过不断加强与改进党的建设来保持和发展。复杂外部环境既对党的意识形态防线、风险抵御能力提出更高标准，也要求党探索适配大国大党的道路，为习近平党建思想赋予宽广世界视野。
从国情维度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党的领导能力提出结构性新要求。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变，改革进入深水区，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大任务交织叠加，各类深层次矛盾集中显现。大国治理的复杂格局决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各领域统筹推进，必须依靠坚强有力的执政党统筹资源、凝聚共识。现代化进程中利益多元、思潮多样的客观现实，客观要求持续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群众组织力，通过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打通治理堵点，以政党治理现代化牵引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现实需求催生一套系统化、整体性的长期执政党建设方略。
从党情维度看，百余年大党长期执政催生独有治理难题，构成理论创新最直接的现实动因。历经百余年发展，中国共产党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段时间内管党治党宽松软、党内政治生态受损、基层组织弱化、权力监督存在短板等问题突出。党员队伍结构迭代更新，部分年轻干部缺乏艰苦环境淬炼，理想信念、宗旨意识面临新的考验，“六个如何始终”成为必须破解的大党独有难题。如何持续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实现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根本性时代考题。党中央直面党内突出矛盾，以全面从严治党破局，在刮骨疗毒、刀刃向内的实践中提炼规律性认识，最终形成逻辑完备的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对长期执政党建政党建设规律的全新把握。
（二）源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以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为核心议题，从经典作家搭建政党建设基础理论框架，到中国共产党推动建党学说接续本土化创新，各阶段形成的系列党建理论成果层层积淀、逻辑贯通，为新时代系统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创立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坚实、系统的理论根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最广大劳动者整体利益，不存在独立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之外的特殊私利。在价值根基层面，划清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分野，奠定政党宗旨建设的理论内核；在革命领导权理论层面，论证独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走向胜利的必要条件，深刻批判宗派分立、无政府自由主义对革命力量的消解作用，阐明统一权威对于统筹革命行动的核心价值，形成坚持党的领导的早期理论阐释；在组织运行理论层面，依托《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建立层级清晰的组织架构，规范党员吸纳、集体议事、组织服从等基础制度，将常态化党内批评作为化解思想分歧、维系组织团结的制度化手段，孕育民主与集中辩证统一的组织治理范式。
列宁立足帝国主义时代历史条件接续推进党建学说时代化拓展，重点阐述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的执政党建设理论，构建了兼顾革命斗争与国家治理双重场景的完整党建理论谱系。在思想建设理论层面，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系统阐释科学理论灌输的核心价值，明确先进理论是维系政党先锋队属性、凝聚全党革命共识的根本依托，确立理论武装在政党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在组织建设理论层面，列宁将民主集中制正式确立为无产阶级政党根本组织原则，辩证统筹党内民主与全党统一行动的内在关联，细化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刚性纪律规范，提出铁的纪律是凝聚政党战斗力、完成历史使命的核心保障，完善现代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治理理论；在执政党风险防控理论层面，列宁率先预判长期执政潜藏的深层次治理隐患，直指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致命的执政风险，围绕官僚主义滋生、干部特权化等现实问题，构建党内专门监察机构与人民群众外部监督联动的双重约束理论，形成权力监督体系建设的早期理论框架；在组织功能理论层面，列宁清晰区分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与普通群众团体的功能边界，阐释严密完整的组织链条在整合社会力量、落实国家治理任务中的载体作用，为新时代依靠组织体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直接理论参照。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近代中国小农经济占主体、农民构成党员主体的特殊国情，破解落后农业大国建设纯粹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独特时代课题，开创适配中国本土实践的党建理论范式。毛泽东将党内思想改造置于党的建设全部工作的首要位置，针对党内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长期存在的现实矛盾，厘清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开展覆盖全党的系统性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校正思想偏差、化解党内分歧的常态化制度安排，逐步凝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完整的党内思想改造理论；毛泽东原创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重大论断，将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并列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厘清党的自身建设与革命事业全局的内在耦合关系，确立党组织作为革命斗争核心领导力量的战略定位理论，不断完善党内监督配套机制，夯实依靠人民群众推进党内治理的理论逻辑，形成贯穿革命、建设两个阶段的完整本土化党建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一根本问题，推动管党治党由运动式整顿向制度化治理转型，重塑适配市场经济环境的党建理论体系。他恢复并坚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破除党建领域教条化、形式化理论桎梏，树立一切党建工作服务经济建设中心任务的建设导向，构建解放思想、求真务实的党内思想建设理论；系统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标准，着力破解干部队伍结构老化、专业能力不足等现实难题；深刻总结过往运动式整党治党的局限，明确制度治党长远价值，推动出台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专项制度，恢复各级纪检监察机构职能，构建依靠稳定制度规范权力运行、约束党员干部行为的长效治理理论；明确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厘清市场经济环境下权力异化、党风滑坡的潜在诱因，奠定多元利益格局下净化党内风气、防范腐败滋生的制度型党建理论基础。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课题拓展党建理论边界，实现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阶段性丰富发展。他突破传统认知局限，拓展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覆盖面，明确党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完善新的社会阶层条件下巩固党群关系的建设理论；将制度建设正式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形成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协同推进的一体化建设框架，补齐长期以来制度建设理论短板；作风建设长效治理理论层面，出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作风建设规范；针对国企、农村、社区党组织弱化问题，完善不同领域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理论，强化基层党组织凝聚群众、服务发展的战斗堡垒建设逻辑，形成适配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完整党建理论体系。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持续完善长期执政党系统性治理理论。他系统阐释党驾驭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应对外部风险的五大能力建设内涵，构建提升党治国理政综合能力的完整理论体系；将反腐倡廉建设独立纳入党建总体布局，突破以往反腐依附作风建设的局限，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立体化廉政建设理论，细化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配套理论；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核心准则，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化解基层矛盾的常态化工作理论。统筹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多元渠道，构建内外联动、覆盖公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体系理论，进一步充实改革开放纵深阶段长期执政党管党治党理论内涵。
（三）源于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智慧的传承和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具备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质，核心在于深度扎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治道传统，依托“第二个结合”完成传统政治文明精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长期执政条件下大党治理注入内生文化滋养。中华传统治政体系形成了完整治理逻辑，历经历代王朝兴衰检验的历史智慧，经过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筛选扬弃，褪去封建君主专制的阶级桎梏，提炼出适配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合理内核，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内在精神高度契合，共同熔铸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底色。
礼法合治、德刑相辅的传统治吏体系，为一体推进“三不腐”提供复合型治理范式。中华历代王朝始终兼顾制度约束与道德教化双重治理路径，完善监察律令体系，设置御史、刺史等专职监察官员，划定官吏权力边界，构建自上而下的督责纠察机制，对贪腐、渎职行为施以刚性惩戒，形成“缘法而治”的权力约束传统；德治层面，确立“为政以德”的从政准则，将修身立德作为为官前置条件，倡导“公生明，廉生威”，以道德修养筑牢拒腐防变内在防线，形成“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综合治理思路。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征程中，一方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纪律规矩扎紧制度笼子、规范权力运行，依托执纪执法形成强力震慑；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政德教育，挖掘传统清廉文化涵养党员干部内心自觉，实现传统德法共治智慧与反腐败标本兼治战略有机统一，构建起兼具约束与教化的现代政党治理模式。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大一统传统，塑造了政令统一、上下贯通的治理逻辑，历代王朝通过搭建中央直达基层的治理网络，形成“令行禁止、上下一体”的治理共识。针对一段时期中央决策落地层层衰减等现实难题，新时代统筹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三级党组织体系建设，分类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标准化规范化，正是对传统层级有序、权威统一治理逻辑的现代重塑。传统治理中“上下同欲者胜”的治理智慧，进一步引申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政治要求，以严密组织链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将中华文明维系统一稳定的治理基因，转化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从文化维度夯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合理性。
修身自省、革故鼎新的精神传统，为党内自我检视、持续推进作风建设提供精神内核。古人推崇反躬自省、改过迁善，主张“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主动检视自身过失、修正言行偏差。向内求索的自省文化，转化为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常态化制度安排，成为党员校正思想偏差、锤炼党性的核心载体。《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精神，承载着中华文明主动调适、与时俱进的文明特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论断，更是对历代政权疏于自我修正的深刻历史反思。新时代依靠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正是对传统革故鼎新、自省改过精神的创造性升华，摒弃古代王朝革新局限于统治阶层内部调整的狭隘边界，以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精神推进全党常态化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让千年自省革新传统转化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内在文化动力。
以上率下、严治官吏的传统吏治准则，为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抓好“关键少数”提供价值遵循。“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清晰点明管理者示范引领作用对整体政治风气的决定性影响，古代治吏逻辑始终坚持自上而下从严约束，对上层官吏设立更高道德标准与行为规范，通过上位者克己奉公、清廉自律带动全域政风清朗。这套治理逻辑精准对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建设，党中央突出领导干部“头雁效应”，明确“一岗双责”，层层传导从严管党治党压力，紧盯各级领导干部这一关键群体强化监督约束。传统“廉者，政之本也”的治吏理念延伸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核心内容，推动党员干部涵养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从政操守，将古代自上而下示范化、层级化的治吏智慧，转化为权责清晰、闭环追责的现代管党治党责任机制。
（四）源于百年大党自身建设的实践积淀
百年党史的演进脉络，同步铺展着一部持续从严管党治党、主动开展自我革命的实践史，不同阶段的治党探索积淀起分层递进、一脉贯通的治理经验，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提供厚重历史素材与实践参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严酷地下斗争与分散割据的农村根据地环境，倒逼党摸索适配战时生存的组织治理模式。早期便通过党的二大、五大、六大持续完善党章条文，设立中央监察机构、确立支部基础单元，在秘密工作环境中搭建层级化组织体系；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实践，立足农民占党员主体的现实，形成集中教育、日常组织生活、群众参与监督等成套治理手段；延安时期除集中整风之外，全党广泛开展基层调查、干部下乡、军民联动等常态化群众工作，同步完善党内民主议事流程，这套在战争环境中淬炼出的治理办法，核心解决组织涣散、思想分歧、脱离群众三类现实难题，为常态化党内教育、基层治理积累成熟经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从革命组织到全国执政党的身份转换，首次完整面对公权力带来的腐化、官僚化全新考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开展全党整风、基层组织整顿，同步推进“三反五反”专项治理，针对干部居功自傲、以权谋私等苗头开展刚性整治；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明确党员标准，八大从制度层面对执政条件下党内民主、群众监督作出系统设计，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处理群众来信等配套机制。这一阶段全部实践的核心价值在于，首次完整验证“执政之后更需从严约束权力”的历史规律，清晰暴露长期和平环境下容易滋生懈怠、特权的治理短板，为新时代防范执政风险、统筹纪律约束与群众监督提供直接历史镜鉴。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市场经济浪潮重塑社会利益格局，原有运动式集中整治模式难以适配开放多元环境。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过往治党得失，推动管党治党由短期整顿转向长效制度治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出台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专门文件，随后恢复各级纪检监察机构；此后数十年持续完善干部选拔、民主生活会、巡视巡察、廉洁自律配套规章，先后出台系列党风廉政建设文件，逐步构建教育、监督、惩处协同联动框架。单纯依靠阶段性运动无法根除作风与腐败顽疾，唯有依靠稳定制度规范日常权力运行，才能实现党内治理常态长效，为新时代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筑牢实践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中央贯通百年全部治党脉络，系统整合各阶段积累的治理经验，同时直面“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交织叠加的全新现实难题。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重大战略布局，以中央八项规定破题，统筹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全覆盖完善基层党组织、健全干部选育管用链条、构建一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机制。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实践，既是百年管党治党传统的延续拓展，又在应对大变局、长期执政考验中形成大量原创治理举措，丰富的实践成效与治理规律经过理论凝练，最终汇入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体系，完成百年实践经验向系统化科学理论的升华。
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
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以“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为核心支撑，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彰显出独特的理论品格。
（一）以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两大核心论断，从制度属性与党内运行秩序两个层面划定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根本政治基准，为其余十二项党建部署确立前置政治前提，完整搭建起以党的全面领导统揽治党强党、强国复兴的一体化治理逻辑。两大论断重塑了党的领导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层级定位，厘清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耦合关系。
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全部诞生于党的百年奋斗实践，是党带领人民历经革命、建设、改革接续开创的成果。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发展差距客观存在、内外风险矛盾交织叠加，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高度复杂多元，唯有依托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一领导力量，才能整合跨区域资源、平衡多元群体诉求、抵御外部遏制冲击，脱贫攻坚、重大灾害处置、前沿科技突破等一系列标志性实践成就，直观印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集中力量办成事关全体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事。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最高原则，有着清晰完整的内涵边界与实践要求。对于拥有一亿多党员、统领十四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而言，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双向融合的制度化运行体系，重大战略、改革举措、风险处置方案出台前，广泛吸纳基层党组织、各界群众实践诉求，经过多层级民主研讨形成统一部署，再依托严密组织体系、严明政治纪律、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自上而下落地执行。“要在严格监督的同时，支持鼓励各区各部门结合实际探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政策初衷。”为此，必须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全党范围内实现思想、意志、行动三重统一，为整套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体系提供稳定有序的组织运行秩序，这是完整落实党的全面领导不可或缺的前置政治条件。
（二）以全面从严治党统领党内常态化治理作为战略方针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管党治党的长期战略抉择，是中国共产党立足长期执政现实作出的系统性顶层设计。“全面”划定治理覆盖边界，纵向贯通各级党组织、横向覆盖党的全部建设领域，面向全体党员干部实现无死角约束；“从严”确立治理价值标尺，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党员教育、日常监督、执纪问责全过程；“治党”明确治理责任主体，压实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党内治理由被动整改转向主动施治。
任何掌握公共权力的执政党，都会持续受到权力异化、利益分化、环境侵蚀等多重变量冲击。全面从严治党重构了党内治理的整体模式，将约束体系嵌入监督全周期，全覆盖各级各类党组织与全体党员，以制度化、常态化的从严要求构筑起抵御执政风险的长效屏障，把严的标准嵌入权力运行全链条，从根源回应“六个如何始终”的大党独有难题，形成适配大国大党治理格局的长效防护框架，是其能够作为长期性战略的核心依据。党员队伍规模庞大叠加市场经济利益分化、外部多元思潮持续渗透，各类党内风险相互交织叠加，宽松软的治理模式会持续削弱党组织向心力，逐步割裂党群血肉联系。为此，只有把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长期战略方针，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清除侵蚀党的肌体的病灶，才能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筑牢内部治理屏障。
践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必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一体统筹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分层分类压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与领导干部“一岗双责”，完善巡视巡察常态化监督机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推动从严管理融入日常；必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实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三）以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根本价值追求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系统回应长期执政条件下“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以何固本”的根本性价值命题，为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实践锚定精神坐标与价值归宿，构成连接根本领导论与后续系统治党举措的中介逻辑层次。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具象表达。“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所有治理行为、执政决策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福祉作为衡量标尺，民生改善、群众诉求、基层冷暖始终是校正一切工作的原点。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则是植根近代百年苦难历史形成的历史担当，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摆脱落后、自立自强的集体夙愿。初心与使命内在一体不可拆分，为人民谋幸福是为民族谋复兴的内在内核，为民族谋复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宏大实现载体，只谈民生而脱离复兴格局，发展便会丧失长远视野；只谈复兴而脱离人民立场，发展道路终将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精神标识。
长期执政环境容易滋生安逸懈怠心态，市场经济多元利益冲击持续分化价值认知，各类社会思潮不断渗透干扰理想信念，极易造成党员干部宗旨意识弱化、群众观念淡薄。一旦脱离初心使命的价值指引，党内治理便会丧失根本评判标准，治党举措容易流于形式、偏离为民方向，党群血肉联系将逐步淡化。民族复兴伟业周期漫长、矛盾复杂，短期利益、局部诉求极易干扰长远战略推进，需要恒定不变的价值追求凝聚全党共识。唯有坚守初心使命这一根本价值追求，才能持续校准党建工作方向，稳固党执政的群众根基，从价值根源破解执政党脱离群众的最大风险。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正确政绩观。民族复兴是一场宏大的历史性实践，发展进程中区域差异、利益分歧、外部遏制等多重矛盾持续存在，短期发展目标、局部利益诉求极易冲淡长远战略布局，亟需恒定不变的价值坐标统筹全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是这一价值坐标的核心载体，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划定清晰靶向，持续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与阶级根基，从价值根源规避执政党脱离群众的最大风险。
（四）以系统思维构建多层次协同的党建科学实施布局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九项论断，完整铺展新时代党的自身建设全链条实施路径，为落实党的全面领导、践行初心使命提供实体化组织依托与队伍保障，系统回应长期执政党如何依靠内生力量破解肌体腐化的核心命题。政党自身建设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思想偏差、组织涣散、作风漂浮、权力失序等问题从来不会单独存在，各类风险隐患相互交织传导，只针对单一领域开展整治，只能解决表面问题，难以从根源阻断隐患反复滋生。分块推进党建的方式缺少统一主线牵引，容易出现重业务轻政治、重选拔轻管教、重集中整改轻日常约束的失衡状态，整改效果难以长期维持。“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终指向的是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体量庞大、组织层级遍布各领域，党员队伍持续更新，多重考验叠加，客观上需要一套覆盖精神、组织、纪律、制度、反腐全维度的整体性治理安排。协同布局能够同步兼顾固本、控险、除弊多重目标，补齐碎片化治理的结构性短板，形成能够对冲复合型党内风险的完整治理框架。
不同建设内容功能各有侧重，彼此支撑、环环相扣。政治建设居于牵引全局的核心位置，规定所有党建工作的根本方向与评判尺度，思想培育、干部选配、执纪监督都必须对标政治要求。思想建设筑牢全体党员的认知根基，依靠理论认同夯实政治自觉，为各项治理举措落地提供内在支撑。组织建设作为实体载体，依靠严密层级传导政治主张，依托干部队伍承接全部治党任务，是连接宏观要求与基层实践的中间纽带。作风和纪律聚焦日常管控，把宏观政治准则转化为党员日常行为标尺，及时化解苗头性问题，防止小隐患演变为重大问题。制度建设贯穿全部环节，将成熟治理经验转化为稳定规范，避免治党举措时紧时松、因人起伏。反腐败作为兜底治理环节，针对突破底线的严重问题集中整治，清除损害肌体的深层病灶，反向巩固思想、组织、作风领域治理成效。
充分释放科学布局的综合作用，必须依照板块间内在联系统筹推进。推进所有党建工作都先落实政治对标要求，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常态化开展理论教育，加强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持续稳固全党理想信念，为各项治理夯实思想基础；健全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严把干部政治关口，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必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各项纪律，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多维度建设同步部署、同向发力，形成事前铸魂、日常管束、制度长效、末端除弊的完整闭环，系统性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为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初心使命提供全方位支撑。
（五）以坚持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作为保障路径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搭建从严治理层层传导、全程闭环的责任链条，破解治党责任传导衰减的现实梗阻。“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把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明确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的权责边界，配套建立述职评议、专项督查、追责问责全链条机制，压实各级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跳出单一党内监督的狭窄视野，打通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类监督渠道，构建起上下贯通、内外联动的复合型监督格局，实现对党员干部、公权力行使主体无死角覆盖，打破以往监督分散、力量割裂的治理局限，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统筹各类监督力量，把监督关口前移至决策、执行、落实全流程，真正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源头压缩权力失范滋生的空间。通过责任体系的刚性约束，破解全面从严治党“上热中温下冷”、政策落地层层打折的执行难题，将领导、价值、组织、从严治理的全部要求传导至基层末梢，形成权责对等、闭环追责的完整治理链条，保障党的建设落地见效。
三、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成果，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守正创新与百年大党治党经验的系统升华，更是指引新时代大党治理、大国治理与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兼具深厚的理论意蕴、鲜明的实践品格与深远的世界价值，“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此，构筑起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价值体系，为新征程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支撑与保障。
（一）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根本性、全局性时代课题，构建起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大党治理理论逻辑，实现了治党理论与治国理论、发展理论的深度贯通，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长期执政党系统治理理论。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发展与体系化升华，突破了传统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范式边界，极大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理论谱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飞跃。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实践，以“两个结合”为根本路径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原创性深化与体系扩容，开辟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时代化全新境界。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党的全面领导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制度优势，搭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重塑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一体化党建总体布局，建立权责闭环的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党内监督主导多类监督贯通协同的权力约束体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理论，全方位丰富建党学说的理论内涵。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标识性原创论断完成对经典学说的体系化升级，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适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适配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理论形态与实践生命力。
（二）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强党兴国提供实践指引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实践的理论结晶，其价值意蕴不能仅从党建领域加以理解，也应放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深入展开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具备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指导性，有效破解了长期执政背景下大党治理的突出难题，为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夯实大国治理政治根基提供了坚实实践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组织优势、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国家安全等重点工作提供政治保障。依托风清气正的党内环境带动社会风气持续向好，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凝聚社会发展共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政治基础与组织保障。
依托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指引，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严的主基调长期不动摇，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校准治党方向，以思想建党凝心铸魂筑牢信仰根基，以正风肃纪常态化纠治作风顽疾，以雷霆反腐态势破除利益藩篱，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扎紧权力笼子，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构建覆盖全周期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填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长期执政党常态化系统性治理的理论空白；构建起权责清晰、监督严密、奖惩分明的治党格局，彻底扭转了党内不良风气蔓延态势，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的系统性净化、整体性重塑。习近平党建思想一系列制度安排完善长期执政条件下政党治理模式，促成党内生态整体性重塑。
（三）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立足中国国情解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我建设的本土问题，更以超越地域、制度与意识形态局限的理论张力，回应了世界政党治理的普遍性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的理论内涵，更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提供了全新理论范式，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时代适应性、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力，彰显出鲜明的世界性理论价值与文明价值。
在全球政党治理普遍陷入结构性困境的时代背景下，西方主流政党制度与政党治理模式日益暴露其内在缺陷，顽疾痼疾积重难返，大量长期执政大党纷纷衰落、下台乃至解体，世界政党治理领域长期存在“大党难长盛、执政难长久”的普遍性治理悖论。西方中心主义的政党治理话语体系已然无法回应现代政党发展的现实需求，全球政党治理亟需新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摆脱“治理脆弱性”是迫切议题，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路径启示，即通过政党建设确保国家意志的统一与执行的顺畅，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现实参照。
习近平党建思想打破了国际政治话语中关于“历史终结”的定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21世纪依然能够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现代化的治理工具箱，也为人类文明多样性贡献了一份厚重的中国方案。该思想系统总结新时代管党治党的中国实践经验，揭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不仅打破了西方的政党政治话语垄断，更为全球执政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与镜鉴。习近平党建思想向人类社会展示了执政党完全能够通过自身的持续建设，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发展与公平正义的统一，为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来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7月20日
作者：王喜满李子昂冀宝光
